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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孩子,不要为分数而迎合

2019/10/10 1:49:59

梁晓声:孩子,不要为分数而迎合

 

采访梁晓声这位著名作家的缘由,无关他的那些鸿篇大作,而是为了他的两册小书——《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和《中学生如何写好作文》。

 

一位大作家为什么会操心中小学生的写作问题?在一种“作文靠背,答题靠套”的教学方式中,语文与孩子成长存在着怎样的扭曲关系?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梁晓声认为中文不只是语言与文学,而是素质与内涵,“要用好方法来启迪学生,而不必用低分数来警告学生”。

 

多年来,记者总习惯在临睡前读梁晓声的书:从《今夜有暴风雪》《年轮》,到《人间烟火》《浮城》,再到《中国生存启示录》《忐忑的中国人》。翻开时尽揽阴霾蔽日、峰回路转,合上时唯有启示与温暖。

 

至今,梁晓声的创作还在继续,用他的话说,“还在成长”。

 

已经66岁的他,似乎不再适用“成长”两字。但在对他的两次专访中,他的讲述总不离“成长”:他仍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每年会带几个研究生;刚刚完成两本给中小学生的书,还定期去给小学生讲课;眼下,他还带着十来个80后写剧本,题材有关山区曾经的贫穷和后来的变化。

 

他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源泉,抑或精神食粮。那就是知青的岁月和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每每回味或用心察看,都会有领悟与发现。说到这些,腼腆的他也会笑不拢嘴。

 

而谈到写给中小学生的这两本书时,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执教经历和教育反思,娓娓道来。

 

所有这些,让记者真切感受到,在他身上,一种精力充沛、才思喷薄的“成长”正具体地铺陈开来。

 

可贵的是,这份“成长”的意义并不囿于他自身。

 

我想根据当年的经验,为今天受作文困扰的孩子们做点实事

 

解放周末:身为一位大作家和大学教师,您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研究中小学生写作文的事?

 

梁晓声:如果十几年前我并未从电影界调至北京语言大学,断不会写出这两册小书。很可能,连动念也不会有。
而在大学里,让我知道了一些真实的情况:凡我认为具有写作潜质的学生,不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当我问他们成为中文系学子前的作文成绩时,大抵苦笑。或说,“从小学到高中,从没受过夸奖,也没得过几次高分。我爱写,但是作文不爱我。”或说,“作文一次也没被当成范文读过。”或说,“当年有种感觉,作文是为别人写的,为分数而写的。到了大学才开始有感而发地写作,才有机会释放写作的快感。”

 

他们曾经对作文的态度让我心生忧虑,也让我开始对中小学作文的意义有所怀疑。

 

我在知青年代当过小学老师,当年还是优秀教师,为包括中学老师在内的同行们上过示范课。我很自豪地说,我教过的小学生没有不喜欢作文的。我想根据当年的经验,为今天受作文困扰的孩子们做点实事。当然,今非昔比,当年不论作为老师的我,还是我的学生们,都没有承受像现在这么巨大的升学压力。因此,简直也可以说,我做的事有点一厢情愿。

 

解放周末:您说过,“这是写起来比较麻烦的两本书,我用成人话语写作时间太长了,不适合孩子。”成人话语和孩子话语的区别是什么?

 

梁晓声:毕竟,我当小学教师已是40年前的历史往事了。以后虽也接触过小学生,却再没为小学生上过课。所以,我对现在的小学生们“听”的词汇范围心中无数。写这两本书时,我以自己当年教过的小学生们“听”的能力作为参考,尽量以与他们对话的方式来写,少用成人词汇。

 

两册小书出版后,我就去为一所中学、两所小学的孩子们上课了,而且是连节长课,多于百名学生。课间,我问:“听得明白我的话吗?”他们竟异口同声地回答:“明白!”

 

于是我“任性”地开始用给大学一年级学生讲课的方式继续讲,课间再问:“有听不懂的话吗?”回答:“没有!”这使我意外,令我讶然。

 

看来,我将他们听与读的能力低估了。我不再担心对他们而言我的两册小书写深了,反倒觉得写给中学生的那一册可能还浅了些。

 

这真是令人高兴!现在孩子听读写的能力,远在当年的我们之上,甚至我觉得几乎已经没有成人话语和孩子话语的区别了。

 

解放周末:与您的高兴相反,也有人表示担忧,认为现在很多孩子太过成熟,他们主张:“小学生还是用小学生的语言写作文为好。”

 

梁晓声: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小学生作文在语言方面太成人化,是谓不好。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孩子们是有害的。

 

闻一多、钱锺书们,小学四年级已开始用文言写议论文了,而且文题相当具有思辨力和挑战性,能说那不可取吗?孩子们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体写作文并不重要,所表达的情感是否真心、所归纳的观点是否诚实才是重要的。在我看来,学生在作文中为了应和分数标准,感情表达时虚情假意,观点陈述用套话假话,才是不可取的。

 

因此,我希望用我的两册小书告诉孩子们——绝不要为了分数而迎合,那委实是坏毛病。

 

基础教育是关乎大脑全面成长之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解放周末:作文里存在的问题,不单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表达的背后是思维、是思想。

 

梁晓声:这个问题是要分时段而言的。对于小学生和作文的关系来说,这个问题还过于“高大上”。思想是比想象本能更特殊的脑活动。特殊就特殊在,思想是对一系列自己的和别人的想象力进行理性提粹,而思维是归纳总结这种理性能力的方法。会有人天生具有超于别人的想象力,但没有人天生具有超常的思想力。所谓有思想的人,其实都是得益于后天养成的思想习惯。

 

我想,小学生与作文的关系以单纯为好——兴趣写作应是宗旨。而到了中学,应该通过议论文接触思想,学会分析思想、区别思想、整合思想。这种训练应一直持续到高中结束;进了大学,则要面对思维训练了。虽然刚刚说你问得“高大上”,但谁都不应该绕过这“高大上”。

 

相应地,为了更好地认识作文与孩子关系的发展,老师和家长们最好能多少了解一点人类从小到大脑活动方面的基本知识,尤其要重视想象力。

 

解放周末:现在,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甚至到考研,学生们用的大多是大脑的记忆功能,想象力不仅不那么受重视,有时甚至被完全忽略了。

 

梁晓声:我的教学理念是——基础教育是关乎大脑全面成长之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作为教师,要在大学时期提升学生们的想象能力和思考能力,已非易事。因为,很多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一路主要是凭记忆考过来的,记忆脑区用惯了。这好比要长跑运动员再去跨栏或跳远,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的运动本能已趋于定型。

 

有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次,我在给研究生上课,一时想不起某位作家的名字,立刻就有同学替我说出。另外的同学还能说出这位作家的籍贯地、生卒年月、处女作出版年份甚至出版社——这都是他们考研必背的。但我讲到作品的情节、细节、人物形象、经典描写及对话时,几无共鸣。原因很简单,这些非关记忆的内容一向很难纳入考题,他们也就没背过。

 

解放周末:通过文字来书写自己对生活与世界的感受,本是一个饶有意思的过程。但有项调查却显示说,至少三分之一的小学生不喜欢作文课。您认为是什么让这些学生感受不到写作的愉悦,甚至会抵制作文呢?

 

梁晓声:就像我在我的小册子中写的——想象是人类的本能,在小学时期普遍活跃。用文字将自己的想象内容描写出来,这是符合人类愉快感受的事。而现在某些孩子们之所以排斥作文,就是因为有些作文题目他们不喜欢。
国外小学生的作文题,一向给予孩子们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这符合人类大脑功能的展开阶段。而我们的教学大纲上规定或赞成的作文题,大抵是“现实主义”的,这让孩子们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不大。那么,要书写“现实主义”的题材的话,我们的孩子每天从家门到校门再迈入家门,会有多少现实中的人、事不但与他们发生了关系,而且激发了他们非写不可的兴趣呢?

 

解放周末:对于孩子们的“非现实主义”写作,有人担忧,可能会变成假作文滋生的土壤。

 

梁晓声:我认为不但要鼓励非现实虚构,同样要鼓励现实内容的虚构。如果说,一名小学生并未助人为乐,但在作文中写的却是自己助人为乐的经历,而且写得一波三折,像真事似的,你怎样看待这样的小学生作文?
大人们一向认为,不可鼓励,这是弄虚作假!而我认为好哇!比非现实虚构更好!凭什么,如果是大人们那么写来,叫“第一人称”的小说;而小学生那么写来,就成了弄虚作假?这难道不是双重标准吗?我的观点是,我们成年人特别是家长在对待中小学生作文方面的那些双重标准,早该反省、改正了。

 

作文不必以5分制或百分制来激励,相差几分,往往讲不出什么道理

 

解放周末: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曾说,“现在的语文课,至少有一半是不应该学的内容。”那么,应该学的、好的语文课本究竟应该是什么样?

 

梁晓声:从来没有什么所谓完美的教材,也没有很差的教材。对教材的完美指望,是一种理想主义。在这样的前提下,教师的授课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好方法可使教材之优更优,相得益彰。目前我所去过的小学、中学里,都有教学经验卓然的教师,他们的一些方法被事实证明都颇为可取。

 

问题是,教师不拘泥于教材所限而进行的个性化教学方法,能获得同事的支持和校方的肯定吗?好的方法,往往是个性化的经验,便也因个性化,很可能被同事不理解、被领导不接受。所幸,在我去过的小学、中学,校方都鼓励教师创新。

 

但接着,又有一个问题——教师乐于创新方法,同事支持,校方肯定,可家长们会认可吗?

 

解放周末:面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家长们不得不最在意孩子的成绩。

 

梁晓声:是的,现在很多家长对“分数决定律”诚惶诚恐。

 

一次,我在某个城市做讲座,有位女士突然起立,急赤白脸地大声打断说:“听你讲了十几分钟,我还是不清楚诀窍是什么?诀窍!我是来为我儿子听诀窍的!我要听到的是,一二三四、明明白白、简简单单,怎么开窍,怎么让我儿子的作文成绩一下子就蹿上去?”

 

她不是一位没文化的母亲,看上去还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但像她这样的家长,全心想的是怎么“让孩子的成绩蹿上去”,假如孩子没考出高分,往往起初会光火于孩子,继而很可能迁怒于老师。那么,面对这样“目光炯炯”盯着孩子成绩的家长们,老师们很难有空间去运用不拘泥于教材所限的个性化的好方法从事教学。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如今语文的教学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梁晓声:我只从作文教育来说,我认为教育部、各地方教育部门,应大力倡导中小学教师创新教学方法,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让孩子们的头脑更聪明。
分数不是终极目的,只不过是促进手段,不应本末倒置。我认为,作文也不必以5分制或百分制来激励为好。这一篇作文与那一篇作文相差几分,往往讲不出什么道理。还是以“优秀”、“良好”来评,更合适。

 

并且,“良”后一定要加“好”,否则学生会觉得虽“良”实“差”。而“良好”,向学生们传达的是这样的意思——你的作文能力也称得上好,绝不是差,但你可以更好,变成“优秀”。

 

总而言之,我们要用好方法来启迪学生,而不必用低分数来警告学生。

 

中文不只是语言与文学,而是素质与内涵

 

解放周末: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大学,语文课从未远离我们。然而,在有更多“重要”学科要学的当下,语文却几乎成了最尴尬的学科:在中小学的应试环境下,语文因分数不能快速提高而常常被边缘化;在大学,语文课又因为“没用”、“没人听”甚至逐渐被取消。

 

梁晓声:对这点,我很有感触,相信我的许多同行亦有同感。

 

我到大学教书后不久,便写过一篇文章 《学中文有什么用》,其实是一篇为大一学子上课的讲稿。在那篇文章中,我从实用的、功利的角度,谈了中文能力与某些职业的关系。不可否认,大学里有些专业的实用性是明显的,当社会上某些行业“吃香”起来,与那些行业有关的专业就特受重视。大学里也有些专业的实用性并不明显,但这绝不等于没有实用性。中文,就是这样的专业。遗憾的是,尽管中文绝非没有实用性,但有时面对那些功利的眼光,学中文的价值很容易被人所轻视。

 

解放周末:事实上,中文作为学科,要教给人的远不仅限于“文学”,也非“语言”二字所能概括,它本承载着珍贵的意义。

 

梁晓声: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十几位外国朋友聊天,其中一位是某国报社驻华机构的负责人。当时,这家报社的一位实习生为我们担任翻译。她是一所著名外语大学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也是一名尖子生。当天,我来了兴致,为外国朋友朗诵了《静夜思》。到了翻译的时候,这名实习生却张口结舌,难译片语。结果,她失去了受聘于这家报社的机会。我为之求情,但无济于事。

 

事后我问她当时怎么了?她回答:“我从没学过如何翻译诗句。”我说:“我不是诚心难为你,《静夜思》明明是白话诗呀,‘床前明月光’,可译为白话‘床沿旁明镜般的月光啊’,这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呀!”她便哭着说:“我没那种能力。”

 

然而,我在给一些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却发现,孩子们对于将某些古典诗词“散文化”、“白话化”乐此不疲,也很能胜任。

 

解放周末:正如但丁所说过的,“语言作为工具,对于我们之重要,正如骏马对骑士的重要。最好的骏马适合于最好的骑士,最好的语言适合于最好的思想。”

 

梁晓声:中文不只是语言与文学,而是素质与内涵。不夸张地说,中文没学好的人,很可能后来的事业不顺遂,因为世上起码一半的职业与从业者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关。而当我们评论某人“综合素质不高”时,意含多方面,但肯定包括文化素质。

 

就像孩子们写作文,开始是凭兴趣写,但随着成长一定要在书写中体现思想与思维,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因此,关于语文与作文,真正有意义的话题,并不是讨论学好语文、作文有什么用。而应该是,中文究竟如何影响了你,让你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